在中国古代社会，“金屋藏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典故所描绘的黄金屋境界令多少文人学子神思遐想。出乎意料的是，古代伊朗却告诉世人，他们的国家曾有一座黄金做成的城市，它就是伊朗人最初的国家米底帝国的都城——哈马丹。真的有这样一座城市吗？
在伊朗语中，哈马丹有“聚汇之地”之意。果不其然！它位于古代伊朗交通要道的中心
，贯通东西方的商道“丝绸之路”就从这里经过。
据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记载，哈马丹城的建立者是米底王国的开创者戴奥凯斯（约公元前715年—？年）。关于戴奥凯斯的真实性，学者当中一直有人持怀疑态度，甚至在亚述文献中已经发现戴奥凯斯的名字之后，仍有人坚持认为二者并非同一人。然而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此戴奥凯斯即彼戴奥凯斯，也就是米底国家的创立者。据传，他本人是部落首领之子，聪明过人。为取得最高地位，他努力在本部落中主持正义，结果被选为仲裁者。他的美名逐渐传遍四方，所有的米底人都同意选举他为国王，并给他建造了一座与国王身份相称的宫殿，还建立了一支禁卫队。随后他又“强迫”米底人给他建造了一座城市作为自己的新都，那就是今日的哈马丹（希腊人称为扼格巴丹）。其实，位于东西方交通要道之上的哈马丹，它的出现可能要远早于戴奥凯斯时期。
有关哈马丹城的情况，希罗多德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描绘。根据他的记载，哈马丹城厚重高大，是一圈套着一圈建造起来的，每一圈里面的城墙要比外面一圈要高。由于城市建筑在平原之上，这种结构对防御外敌进攻大有帮助。据给希罗多德介绍情况的伊朗人说，哈马丹城共有7圈：最外面一圈的城墙为白色，长度与雅典城墙大致相等；第二圈是黑色的，第三圈是紫色的，第四圈是蓝色的，第五圈是橙色的，第六圈是白银色的，第七圈是黄金包着的。戴奥凯斯的王宫，就坐落在镶嵌着黄金的城墙之内。
希罗多德关于哈马丹有7圈围墙的说法来自传说，特别是关于最后两道城墙包着白银和黄金近乎海外奇谈，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古典作家除极少数别有用心者之外，都把东方描绘成人间乐园，黄金遍地，财富无穷。希罗多德就曾这样告诉过希腊人：“谁要是拥有苏撒的财富，谁就可以和宇宙斗富。”而当时的苏撒城，根本算不上是西亚最富裕的城市。
根据同时代的巴比伦人留下的楔形文字资料以及后来的《亚历山大远征记》等的记载，哈马丹城和两河流域城市一样，并没有7道城墙，更没有所谓的金城墙和银城墙。根据米底王国初期的情况判断，哈马丹城极可能是分部落或种族而居，每个居住地之间可能有围墙加以分隔，就好像中古时代按部落居住的伊朗城市的居民区一样。哈马丹城的这些围墙，加上宫墙和外围墙总数正好是7道。当然，古代哈马丹城市的街区也有可能就和今天的情况一样，居民区如同蜘蛛网一般，一圈又一圈，围绕王宫形成7个包围圈。由于古波斯帝国时期的哈马丹遗址至今还没有进行任何发掘，因此，古代哈马丹城的真实情况今天仍然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中。
尽管没有任何文字资料，但是，从亚述宫廷浮雕中还是大致可以窥见米底一般城市的面貌。它们都有坚固的城墙，高耸的塔楼；城墙外有护城河，足以抵抗强大敌人的进攻。哈马丹作为米底最大的城市，也是米底反抗亚述的中心，理所当然应当更加雄伟坚固。同时，从希罗多德所说可知米底王宫离城墙很近。这与西亚其他国家的都城，如尼尼微和巴比伦城墙的情形相似，那里的王宫和城墙也很接近，或者说城墙本身就是王宫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米底帝国灭亡之后，哈马丹又成了古波斯帝国四大都城之一，古波斯历代诸王每逢夏季都要来哈马丹的王宫避暑，由此可以想象哈马丹热闹和繁华的程度。古代两河流域宫廷宴会极为频繁，哈马丹作为王宫圣地自然也不例外。王室宴会之所以很多，是因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王室积累的大量剩余产品只有通过挥霍浪费才能得以消费，所以宫廷的吃喝风特别兴盛。王室宴会享用些什么？各个时期虽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大同小异。酒类主要有枣酒、葡萄酒、啤酒等，其中葡萄酒由于生产的历史最悠久，质量也最好，是专门供贵族上层使用的饮料。肉类主要是羊肉。波斯王室文件就多次命令各地必须按时给王宫送绵羊、山羊。此外，还有牛、马、骆驼、驴和骡子肉。有时，国王和侍从也偶尔去打猎，捉个山羊、小兔或鸟儿什么的，就算是山珍海味了。王室平时吃吃羊肉就可以了，遇到重大节日则要宰杀许多的牛、羊、马、骆驼来招待百官群臣。
波斯国王的日用器皿也令人关注。器皿主要以金、银制品占多数，但也有一些特殊的器物。在萨尔贡二世的宫殿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刻有“萨尔贡”之名的玻璃杯，这是迄今世界最早的有确切记年的玻璃器。当时的玻璃器分为透明和不透明、纯色和杂色等不同品种，质量好的玻璃器都是由王家作坊生产的。西亚的玻璃器直至公元前2世纪末才开始传入中国，成为中原历代君王御用之物。由于中国古代长期未掌握玻璃生产技术，所以玻璃器在统治者眼中一直都很珍贵。在神话故事《西游记》中，老实巴交的沙和尚就因为打碎玉皇大帝的玻璃盏而被贬下天庭，由卷帘大将军变成了流沙河的大妖精。玉皇大帝如此富有，竟然为一个玻璃杯而重罚大将，可见其贵重至极。在王室器皿中，波斯酒器和银器都非常有名。酒器中最有名的是角杯。角杯一般由动物的角制成，也有用其他原料做成动物角的形状。角杯周身上下都有精致的雕刻，其工艺反映出伊朗、中亚和希腊特色。角杯一般用来作祭器或礼器，在国王登基或重大节日时才使用。从已发现的角杯数量之多来判断，它很有可能就是伊朗人民日常使用的酒器，它的宗教意义则是后来才产生的。波斯银壶也是重要的酒器。中国北周李贤墓中发现的鎏金壶，是古代萨珊王国的杰作，它和现今保存在圣彼得堡隐士博物馆和日本法隆寺的得萨珊银壶，都是传世之宝。这种酒器是萨珊时期最流行的酒器，所以才流传到国外许多地方。
由上可以想见，历朝历代王室成员在哈马丹过着怎样的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
后来，哈马丹又成了塞琉西王朝在东伊朗的统治中心。安息时期，哈马丹一度成为安息的都城。
事实上，哈马丹对人类文明的延续也作出了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关于波斯帝国丰富的历
史资料。人们在离哈马丹不远的悬崖上发现了“贝希斯敦铭文”。波斯国王大流士在氏族贵族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夺取了王位，并用两年多的时间镇压了各地的暴动。为了让后人记住他的功绩，他将平暴的经过令工匠用波斯文、埃兰文、巴比伦文（阿卡德）三种文字刻在米底首府爱克巴坦那（今哈马丹）以西的贝斯敦村悬崖峭壁上，这就是1835年英国学者亨利·罗林森发现的“贝希斯敦铭文”。1835年，年仅25岁的罗林森已是一名英军少校。他不仅是一名军人，而且还是一名业余考古爱好者，他熟知古典文化，懂得波斯语、梵语、阿维斯陀语等多种语言。他被派往伊朗任军事顾问，迷上了当地古波斯楔形文字摩崖石刻，不久发现了离贝希吞村七八里远的一块大型石刻。后来，他用阿拉伯地理学家对该村的称号“贝希斯敦”命名该石刻。当时，罗林森经常在公务之余独自前往贝希斯敦拓制铭文。在拓制过程中，他以惊人的毅力，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细心地拓下一片铭文。这就是至今最重要的波斯铭文。
铭文分两部分，上部浮雕生动地再现了大流士俘虏暴动首领的情景。八名暴动首领被五花大绑，长索鱼贯系颈，在大流士面前经过。大流士左脚踏在被打倒的高墨达的身上，左手张弓，右手指向天空向他所崇拜的神阿胡拉·马兹达致敬。浮雕下部是用波斯楔形文字刻写的全文。在浮雕和波斯铭文的左边，又有与波斯文字内容相同的巴比伦楔形文字和埃兰楔形文字。从铭文的内容得知，八名暴动首领的族籍和暴动地区分别是埃兰、巴比伦、波斯、米底、萨迦尔提亚、马尔吉安娜和亚美尼亚，可见暴动范围之广。铭文的序文结尾类似“汉谟拉比法典”，颂扬大流士是“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之王、诸省之王”。宣扬君权神授：“诸省皆归于我，我对他们的命令的一切——无论黑夜和白天——皆立即执行，凡对我友善者，我加以恩典；凡与我为敌者，予以惩治。按阿胡拉·马兹达的意志，天下皆遵从我的法律。阿胡拉·马兹达把这个王国给予我，助我，使我占有这个王国。”
“贝希斯敦铭文”的释读工作从1847年开始。罗林森首先译解了其中的古波斯文，后来又将古波斯文和古巴比伦文相对照，成功地释读了巴比伦楔形文字。因巴比伦楔形文字同埃兰文字、亚述文字都属西亚楔形文字体系，而记载两河流域的亚述尼尼微王国图书馆的二万块泥板文书已被发现，所以“贝希斯敦铭文”的释读，促成了亚述学的兴起，为人类研究西亚的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刻有“贝希斯敦铭文”的悬崖正处在两河流域通往哈马丹的大路上，不难想象，哈马丹当地居民为这块铭文的篆刻做出了一定贡献。
古哈马丹在各个时期的城市建设究竟如何，人们尚不清楚，因为挖掘哈马丹古城的工作一直没有展开。哈马丹是否真的黄金遍地？答案是，哈马丹在伊朗历史上繁荣了2700多年之久，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伊朗最重要的城市，并且是伊朗农牧业生产的中心。
